作者：温铁军
1991年12月至1992年1月,正值原苏联及东欧诸国全面推行“私有化”、“市场化”的关键时期,我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研究项目涉及苏东国家产权问题,所以自费前往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匈牙利、捷克、波兰、俄罗斯和原东德等7国考察。其间,走访了政府有关部门(如东德事务托管局“Treuhandanstalt”、波兰私有化部)和研究机构(如布拉格农业大学、俄罗斯经济所),除了与各类专家学者座谈外，还随机访谈了上百名各界群众，住过5个老百姓家并做了4次家访。
通过1个多月的调研,我认为在苏东国营企业产权事实上并不归国家所有的情况下,由国家通过出售企业名义资产来实现私有化,这往往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因此，除德国这个特例一以政治控制为背景,通过迫使大量原东德企业破产,剥夺原东德劳动者对企业资产的实际占有权来加速实现私有化—而外,其他苏东国家的私有化近中期内只是一场难圆的梦。然而,正是由于苏东国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才给了中国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政治、经济上的积极介入来为本世纪末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打下坚实基础。
一、原苏联、东欧国营企业卖不出去的根本原因是产权问题
当苏联.东欧相继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来引入西方资本时,西方却在政冶初恋之后经济上并不热情。美国企业界认为东欧国营企业设备陈旧，是“垃圾场(Junk Yard)”;英国权威的《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即使买下东欧企业,也无法按西方的管理方式去经营。1992 年1月,西方资本在金融、旅游、运输、饭店服务业领域有所介入，而在制造和基础工业上几乎没有形成规模投资.苏东诸国对本国公众售卖国营企业的计划也几无进展。针对这种情况,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类似于我国80年代中期提出企业承包时有些人的观点,认为缺乏资本市场必备的有效的资产评估。而要等苏东诸国建立起完善的资本市场和必要的制度环境,起码还得30年。
无论是根据西方经济制度提出的私有化方案，还是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得出的分析判断,其所针对的,仍然是苏东诸国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概念。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这种“完全公有制”现阶段只是名义上或理念上的;苏东诸国的公有制(这里指全民所有制)早已在开放市场、货币交换的同时,静悄悄地转化为“部门所有制(也称单位所有制、企业所有制)”。在早期工业化时期,国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获取工农业劳动者的全部剩余价值，形成国家资本。而对劳动者,则通过平均分配消费品或票证供应支付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旦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结束,各产业门类之间日趋频繁的交换,就产生出日趋明显的不同利益，国家资本的公有制形式和内容即演变为各个国 营单位依据事实上占有的不同国家资本份额,享有不同资本收益,从而造成社会收益分配差别化的部门资本。这种资本形式包含的产权关系不仅是最模糊的，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甚至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以这种产权关系为内容的所有制,和以这种所有制为名的企业资产,在任何主义、任何制度、任何国家中,尚无成功运转的先例。因此,“私有化”当然解决不了苏东诸国的问题。
前苏联作为有74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可以凭借人均资源占有率最高和经互会内部易货份额最大来维持国内公众平均分配到较高份额的消费品。一旦建筑于这种对巨额国家资本实行集权垄断的共产党政权解体,国家资本和国有资源再分配便陡然突出,对黑海舰队这种军事资产和对国外资产的权益争端即是一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民族矛盾,其背后的经济动因也在于此。俄国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并未使企业从产权清晰入手,从原垄断性的国家资本经营体制中解脱出来,成为适应市场经营的经济主体。垄断体制本来是为推行原始积累所必须的价格剪刀差而建立的(无论这种剪刀差是明是暗),并在长期计划调拨物资和经互会易货贸易体系中享受惯了固化于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无论是开放市场,还是开放党禁,没有必要的独立产权主体存在,就没有市场和民主的基础。
我在与制定“沙塔林计划”的俄国经济所和彼得堡大学经济系的几次座谈中所听到的对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的讨论空泛肤浅,聊胜于无。俄罗斯现政府连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很难分析经济问题。研究人员更感兴趣的是方兴未艾的“大院分配”。研究所也像大公司- -样凭借与政府的传统关系,参与国家资源再分配(瓜分),然后交换消费资料,在本单位内部分配。这种“大院分配”已经普遍，尽管市面上食品供应短缺,但各单位职工家里串换来的食品却塞满了冰箱。人们在街上排成长龙,所期待购买的主要是政府平价供应的食品。我在莫斯科住在一个退休职工家里,在彼得堡住在一个退休医生家里,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温饱有余。前苏联50%的产品通过经互会内部计划分配,现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计划分配的流通体制坍塌,致使企业开工率下降到不足20%。此刻,企业占有国家资本的特征急速暴露出来。为了维持职工生活,各企业把原材料和制成品进行内部交换或销往国外,政府各部门和新官僚则直接侵吞国家资财甚至国库黄金。
“官倒”、黑社会狼狈为奸…..在这种无序的经济环境下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起码的制度约束条件,而且会导致企业资产急速贬值。
波兰曾经不得不靠雅鲁泽尔斯基军事管制解决80年代初高达400%的通货膨胀危机。但军事集权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营经济因产权不清而导致的长期低效益。因此,一方面是波兰国营企业严重不景气,政府税收困难,财政拮据,债台高筑;另一方面职工普遍从事不纳税的第二职业,民间“灰色经济”从摊贩如林的原始市场中崛起。当军政府终于还权于民,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时,维持社会安定和公共基本生活水平的竟然是这种“灰色经济”。此外,还得归功于波兰传统的小农经济,因为占总产值50%的是农业产值,而其中90%又是小农提供的。所以,波兰人好歹有吃的。
波兰政府1989年开始搞私有化,原计划3年内完成,但至今原8500家国营企业多数无人问津。马佐雅维斯基执政时规定合资企业3年内免税,在1990年10月以前引入6, 7亿美元外资,兴办了2800家合资企业,但外商的平均投资规模过小,效益不显著。于是,瓦文萨政府只对投资额200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免税,此后则外资很少进入。瓦文萨政府靠工运起家,其私有化法中便有这样两条体现工人利益的规定:-一是企业若售出,必须为本企业工人保留20%的股权;二是企业易主后,两年内不得解雇工人。这就是说:任何人若购买波兰企业,必须面对两个谈判对手一-政府和工会。这不仅意味着交易成本倍增，而且只能收购原资产的80%。更何况不解雇工人就不可能改善管理和提高生产率。然而,这种从政治出发的法令，虽然给私有化带来困难,但却恰恰在经济上粗疏地部分地还原了国家资本在积累过程中占有的劳动者剩余价值,因而不自觉地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合理性。
当波兰人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时大胆开放货币市场,允许自由兑换时,创造了外资进入波兰的奇迹，可惜大多涌入金融投机,满街都是外币兑换所。为了使本国货币不垮,政府又把波兰“兹罗提”的存款利率提升至50%。其结果是企业资金成本中贷款利率陡增,产品成本上涨,不仅失去进入西欧市场的能力,而且这种饮鸩止渴式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持久,否则将摧毁该国货币体系本身!
南斯拉夫、匈牙利与波兰有许多相似之处,官方经济与灰色经济此消彼长,国穷民富。
较有独到之处的是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仅有160万人口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早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即开始工业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工业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工业产值排名上位居世界第七。由于早期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二战前就已完成，而且国营企业职工装备系数大,所以1990年10月提出“私有化’时,其设计构思反而是将产权关系模糊的部门所有制改为真正的全民所有制,即年满18岁的公民只需支付约40美元,便可通过登记取得一份价值400美元的国有资产优惠凭证。用这种方法改造全部国营大中型企业的80%,政府只控制5%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其他15%属资不抵债,做破产处理。此前,政府已经通过拍卖向公众售出了9000家小企业中的80%。由于拍卖成交踊跃,所获资金竟然高于这些企业资产原值。
1990年4月开始的价格改革–步到位,也很成功。政府在放开物价的同时,根据原来计划价格与市价之间平均27%的价差比例,给居民每月约合6美元的价格补贴(人均工资的5%)。由于价改与小企业拍卖同步,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充入资本市场,阻滞了价改通常带来的大幅度通货膨胀。据测算,通货膨胀率1991 年为55%,1992年将下降为15%。
捷克所有制改革的制度环境比较稳定。一是农村改革80年代即已完成,通过实现真正的合作化原则,把拥有80%耕地资源的“集体农业”改造成为类似我国的“农工商公司”性质的兼业经营实体。农村改革的结果不仅使捷克的农产品自给率达到120%,而且使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下降了40%(从350亿克朗下降为190亿克朗)。当1990年宣布所谓“私有化”时,集体农庄作为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仍是农村经济的主要成份,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去成为私营小农场主,更何况那意味着失去从集体农庄分享多种经营收益的权利。这与我国工副业发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样。二是转变大中型国营企业所有制前,已通过“价财税联动’式的综合改革,优化了市场。例如在价改同时把进口消费品税率从5%提至25%;汇率自由浮动,允许居民小额兑换外币(3年内每人可换300美元),但所有注册的外贸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转帐结汇,按公布的当日外币汇率托收承付,从而减少了黑市外汇投机交易。在我所到过的苏东7国中,捷克物价水平最低,社会秩序最好。
以所获资料做对比,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在处理国营企业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主要有两点不同:其–,捷克是象征性地低价转让80%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资产券;罗马尼亚是千脆将30%的国营企业资产赠送给18岁以上公民,其余70%出售。其二,捷克国营企业资产只处理给本国公民,罗马尼亚允许外国人购买本国企业股份,但对那些购买本单位股份的职工，则给予10%的优惠并提供贷款,还允许分期付款。由于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设计晚于其他东欧国家,因此其可操作性较强。
德国的私有化是名符其实的,伴随着日耳曼人特有的精明与冷酷。表面看其制度变迁费用最低,但间接损失无法计量。
两德统一于 资本主义之后,前东德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所有制形式比任何其他东欧国家都更直接,也更突然被剥去了公有制外壳,暴露出赤裸裸的“单位所有制”的实质性产权内涵。虽然所有前东德的国营企业名义上归属“托管局”,该局也试图把名义上属于自己的企业在市场制度健全、财产评估精确的西方资本市场上出售,但照样卖不动。前东德工业产值曾位居世界前10名,企业装备技术水平在东欧诸国中首屈一指,卖不动的原因何在，
就是“单位所有制”,企业职工实际占有本单位资产。任何企业主从“托管局”买下前东德企业,意味着改变原企业职工分享资本收益为新企业主独占资本收益,因而必然会遇到职工保护旧有“单位所有制”的自发反抗。随之而来的是“东仔、西仔”矛盾:西德人指责前东德职工素质低、劳动纪律差、难于使企业按现代方式运转;而东德人指责西德人贪婪掠夺、为富不仁。
据托管局官员介绍,1991年前东德已有破产企业600家,1992年上半年计划再破产2000家。同时托管局成立专门公司,经手大量破产企业的设备拍卖业务。以此来加快前东德企业所有制的转化。由于企业破产后职工被迫离厂转向社会福利部门,他们只能领取原工资的45%做为生活救济,等于托管局只支付原企业活劳动成本的45%,即打破了“单位所有制”,低偿占有原企业全部资产,客观上剥夺了原企业劳动者对自已的剩余价值形成的资产的权益。显然,这样做有利于德国政府和西方资本家。前东欧诸社会主义工业国中,也只是德国有这种条件,凭借统–之后前东德上层建筑的坍塌,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政治优势,以低费用完成制度变迁,改造经济基础。不过,企业破产、设备拍卖,不仅损失了系统效益与规模效益,而且无异于强制企业资产大幅度贬值。此外,前东德青年纷纷离家西去谋生,德国东部迅速老龄化,社会衰败，“东西仔”差距因之更大,这类间接成本是无人算得:清的。
二、与“私有化”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
前苏联、东欧各国迫不及待地选择“私有化”制度,这与共产党政权解体之后的政治背景有直接关系。那些由新组建的政党(BabyParty)执政的国家,政党政治不成熟,缺乏体系性的思想理论、严密的组织和切合实际的行动纲领,只能借助群众中因长期受苏联集权主义压抑而带有极端倾向性的民族主义或者盲目反共、推崇西方的情绪为政治动员基?础.近阶段苏、东诸国突发式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无不起因于并且反作用于原有积弊甚深的经济基础,而往往造成制度变迁成本短期内增高到社会难于承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再退回去,要么从此一蹶不振……
波兰, 这个刚刚结束军事管制不久的国家就是个典型案例:国营企业效益低下一一国家财政拮据,债务增加一一通货膨胀加剧,公众不满一一社会动乱,国家失控一一军事管制,恢复秩序一一结束军管,通货膨脚…,构成–种恶性循环。若不解决国营企业产权问题,则只能沿着此种恶性循环走下去。现在,社会公众在新的通货膨胀恶梦重温之中又似乎怀念起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铁腕。据民意测验显示,1988年结束军管前只有46%的人愿意“把国家交给更强有力的人”来管理,而3年后这个比率上升为64%。年预计失业人数将由210万人升为350万,达到20%,通货膨胀率仍将超过65%。面对急转直下的经济局势,更多的人表示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随着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大规模罢工重新掀起,政府的权威和控制能力又一次面临危机。
俄罗斯有迹象显示她正在步波兰后尘。因为共产党解体之后,唯有军队是组织严密的结构性政治力量。而且统一的国家不存在了,军队已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载体。因此,摆在军事集团面前的是两个极端的选择:要么自杀,要么杀人!若不想肢解自身，就必须恢复国家权力!如果考虑到军事集团与军火工业、重工业集团的直接利害关系,而后者所依存的国家垄断经营体制及固化于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分配机制将必然被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所摧毁,那么后一种选择几乎是呼之欲出的。
事实上前苏联的官僚主义体制并未随苏共解体而崩溃。依托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客和技术贵族仍是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和政府的当权者。我在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退休职工和警察等访问对象交谈时了解到,人们对前苏共领导和现在当权的政客们的反感并无差别,一概斥之为“黑帮”。一个妇女在食品店看到成10倍上涨的价格时不禁大喊:快拿机枪来扫射，杀死他们!一-位退休职工指出:谁掌权谁盗用国家资财,黑社会在街上横行无忌，而我们在屋里等待饥饿降临,这不是我们要的民主制度。一一个警察中尉在被问及可能出现的军事管制时不置可否，只说:国家需要秩序,而我需要服从命令。也许那些曾参与过改革政策制定的研究人员更清楚局势的严峻程度,他们明确表示，除非俄罗斯采取紧急、非常措施在6个月内恢复经济秩序,否则,只有全国动乱!
东欧诸国中,目前仍由更名改组后的共产党掌权的是南斯拉夫。
南共解体后,国家权力结构中军方比重上升。
南斯拉夫军队中,军官多为共产党人。由于战争,斯洛文尼亚籍和克罗地亚籍军人离队返国,组建本国军队。南联邦人民军实际上已变成了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军队。因此,西欧和斯、克两个新分离出去的国家都认为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南斯拉夫仍是共产党掌权。虽说是在战时,而且据西方专家分析,80%的联邦预算耗费在军费和其他战争开支上,1991年工业产值比两年前下降30%,通货膨胀率约300%.失业人数近200万,而且有大批难民需要救济,但南斯拉夫仍然社会秩序安定,市场供应丰富。1992年元月2日公布的“私有化”方案也比较保守,只允许49%的企业资产售给私人,转为股份，国家仍控制5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作用。在苏东诸国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中,德国的影子正在静悄悄地扩大。在东欧政局变化最大的1990- 1991 年度,德国对东欧的出口增长了58% ,进口增长了65%,尽管这种变化是德国1991财政年度赤字达210亿美元的因素之一。可与之相比较的是,美国同期对东欧的出口下降了21.7%,进口下降了10. 5%。而在此前的1987–1990年则正相反:德国对东欧出口仅增长13.5%,进口增长15.8%;而美国对东欧的出口增长25. 1%,进口增长6%(据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1年1月15日)。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引进的10亿美元外国投资中,70%为德国资本。波兰、匈牙利引进外资的主要成份也来自德国人。在新独立的克罗地亚，人们公认的主要政治支持者和军火供应者还是德国。因为，如果不是德国迫不及待地对克罗地亚率先给予外交承认,其他欧共体国家是不会怀着-种几乎是被褒挟的情绪结束观望的。
当日本援助俄国以归还千叶群岛为条件,美国人则只愿意提供农业贷款用于购买美国小麦时,德国人却难得“大方”地向整个东欧伸出“援助”之手。使丧失了原经互会内部贸易额的东欧各国饥不择食地拥向德国,当然,也同时向这个“最慷慨”的投资者敞开本国市场大门。
我毫不怀疑本世纪末德国将会在欧洲中部颯起,成为欧洲集团的领袖。因为她伸出左手便可获得东欧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伸出右手,则是西欧的高技术和资金。更何况还有另一个不可比的优势,正如东德事务托管局那位趾高气扬的年轻官员所说:“东德人,也是日耳曼人,虽然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了45 年,但谁都知道,日耳曼人的素质是世界第一流的”。
三、中国人的机会
我国民间外汇存底数以百亿美元计,人民币存款数以万亿元计,库存积压消费性商品数以千亿元计,…但资源贫乏、市场疲软、劳力过剩,企业开工不足。而在现在的俄罗斯远东,投资2000美元可以成为房地产主;在波兰,投资4000美元可成立独资公司;在德国,数千家企业破产拍卖,大量二手设备可低价购置;在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战后重建也必有低成本进入的机会。中国人的对外开放不能只是请洪来,而是已经到了应该走出去的时候了。只需要简化手续放手让民间企业冲出去,则必将有益于中国本世纪末的崛起。
中国的理论界和改革决策研究机构,如果不能抓住机会贴近实际观察苏、东诸国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问题,则失莫大焉。我以为应派人以民间身份参与其中。因为,我们不仅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而且更有丰富的成功经验。一位前东德共产党干部在听完我介绍中国改革试验区的理论经验后,曾遗憾地说:“假如中国同志3年前来告诉我们这些,也许不至…..”。
我们应该重视研究东欧各国以“私有化”为名所做的制度选择,切忌一概以意识形态划线,对各国的差异起码应区别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的计划，在最初阶段上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其每一步骤的操作经验对中国正在开展的国营企业股份化改革,确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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